母親第一次走失,是在一個下著細雨的星期二。
我下班回到家,門開著,瓦斯爐上的水已經燒乾。她最常穿的那雙咖啡色布鞋不在鞋櫃。我先跑到巷口超商,再繞去她以前買菜的市場,一路問:「有沒有看到一個七十多歲、短頭髮、穿紅色外套的阿姨?」每問一次,我就更害怕一點。晚上九點四十分,派出所打來,說有人在兩公里外的公車站發現她。她坐在塑膠椅上,把手提包抱得很緊,看見我時卻往後縮。
「先生,你是誰?」她問。
我站在雨裡,忽然不知道該先回答,還是先哭。
那一年,醫師說是失智症。我把診斷書折好放進資料夾,以為只要準時回診、把藥分好、記得關瓦斯,日子就能照表操課。後來才知道,照顧不是一張待辦清單。母親會在凌晨兩點穿好衣服,說要去接還在讀國小的我;會把遙控器放進冰箱,再生氣地問是不是我藏起來;會在洗澡時突然害怕,抓著門框大喊:「你出去,我不認識你。」
起初我還會耐心解釋。「媽,現在是晚上。」「媽,爸爸已經不在了。」「媽,我是志明。」說了幾百次之後,聲音開始變硬。有一天,她把剛煮好的稀飯整鍋打翻。我看著地上的米湯,脫口而出:「妳到底要我怎樣?」她愣住,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,低聲說:「對不起,我回家就好。」
那句話讓我一整夜都睡不著。這裡明明就是她住了三十年的家。我坐在廚房地板上擦米湯,心裡反覆出現兩個聲音:一個說「你已經做得夠多了」,另一個說「她以前也這樣照顧你,你怎麼可以不耐煩」。第二天早上,我照常替她綁鞋帶、量血壓,沒有對任何人提起昨晚。長照家庭很會把崩潰收好,像把曬不乾的衣服塞進櫃子;門一關,外面的人就看不見。
我開始拒絕同事的聚餐,手機永遠放在桌面。開會時家用攝影機一有動靜,我就立刻點開。母親午睡翻身,我緊張;她太久沒動,我更緊張。有一次我在公司廁所接到鄰居電話,說她又在樓下找「那個小孩」。我蹲在隔間裡,突然喘不過氣,手指麻到握不住手機。回到座位,主管問我是不是不舒服,我只說:「昨晚沒睡好。」
其實那十年裡,我最常說的就是「還好」。親戚問,我說還好;醫師問,我說還好;母親難得清醒,摸摸我的臉問「工作忙不忙」,我也說還好。我怕一旦說出真話,別人會覺得我不孝;更怕有人建議我把她送去機構,好像承認疲倦,就會失去替她做決定的資格。
轉折發生在第七年的冬天。那天我發燒到三十九度,母親卻整晚不肯坐下。我扶她進房,她甩開我的手,我也失去平衡,兩個人一起跌在走廊。她額頭碰到牆,我的腰痛得站不起來。她坐在地上哭:「我要找我兒子。」我就在她旁邊,卻沒有力氣回答。
隔天,護理師看見我走路的樣子,沒有只問母親的狀況。她把椅子拉到我面前,說:「照顧的人倒下,家裡不會多一個病人,是會一下子多兩個。你願不願意先讓別人幫一小段?」她寫下 1966 長照專線和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,提醒我可以詢問照顧服務、交通、輔具與喘息,也可以只是先找人談談。那張紙我放在口袋三天,才在午休時打出去。
電話接通後,對方問:「今天最讓你害怕的是什麼?」
我最後說:「我怕有一天,我會討厭她。」
說完,我哭得像把十年的水一次倒出來。對方沒有說我不孝,只回我:「你不是不愛她,你是太久沒有替手了。」資源沒有讓生活一夜變容易。第一次讓照顧服務員進門時,母親拒絕了整整四十分鐘;第一次去支持團體,我坐在最靠門的位置,準備隨時離開。可是我慢慢學會把照顧拆小:冰箱貼上大字標籤,瓦斯加裝安全裝置;把母親容易焦躁的時段記下來,不再每次都和她爭辯「事實」;和妹妹排出可以交接的週末;每週留兩個小時去河堤走路,不買菜,不回診,只是走路。
有一次支持團體裡,一位照顧先生說:「我以前以為休息是偷懶,後來才知道,休息也是照顧計畫的一部分。」我把這句話抄在日記首頁。從那之後,我開始承認自己的感覺:今天很累,今天生氣,今天不想聽同一句話第二十次。承認不會讓情緒消失,卻讓它不再偷偷掌控我。
第十年,母親已經很少叫出我的名字。某個下午,我替她梳頭,她忽然從鏡子裡看著我,說:「你看起來很累,去睡一下。」也許她只是重複從前說過的話,也許那一刻她真的認出了我。我沒有追問。我把梳子放下,握住她的手,回答:「好,我等一下就去。」
我曾經以為,好的兒子就是永遠撐住。現在我知道,真正長久的照顧,是在快要沉下去之前願意伸手。求助沒有減少我對母親的愛;它只是讓愛不必一直用耗盡自己來證明。
如果您也總是回答「還好」,請先把今天最難的那件事說出來。可以打給信任的人,也可撥打 1966 詢問長照服務,或撥打 0800-507-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。找到替手、有人傾訴、每天留一點時間給自己並做好交接,不是軟弱,是讓照顧能繼續的安全措施。


